新就業群體隨遷子女受關注，如何破解他們的“融入之困”？

　　工人日報記者 陳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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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中國流動兒童教育藍皮書(2023~2024)》顯示，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子女”已成為流動兒童中一個特征鮮明的新群體。相比于傳統的“留守兒童”群體，他們面臨“在場性缺席”以及社會保障無法落實等問題。專家呼吁進一步打破戶籍壁壘，做好流動兒童情況的監測和摸排，提高公共服務的針對性；企業將選擇性福利提升為標準配置，履行社會責任。

　　“我小時候體驗過‘留守兒童’的滋味，現在就算再辛苦，也想把孩子帶在身邊，看著他們長大。”11月1日晚，結束了一天的奔忙，95后外賣騎手金路輝回到家中。記者致電時，他正在陪一雙兒女做游戲，享受每天最幸福的家庭時光。

　　如今，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者像金路輝一樣，選擇帶孩子一起“流動”。近日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國流動兒童教育藍皮書(2023~2024)》顯示，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子女”已成為流動兒童中一個特征鮮明的新群體。以外賣騎手為例，在有未成年子女的騎手中，31%的騎手與子女一同居住在戶籍地以外的區域。

　　一方面，隨遷子女既能獲得更多父母的陪伴，也能享受城市豐富的資源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們在教育、醫療、身份認同等方面面臨著“融入之困”。“流動的童年”如何安穩扎根？這個問題亟待各方一起作答。

　　從“留守”到“流動”

　　金路輝是河南周口人，5年前一家人來到福建泉州生活。金路輝曾是“留守兒童”。兒時，他在周口農村跟著外公外婆長大，父母輾轉廣東、浙江、福建等多地務工。

　　當自己成為父親后，他決定不讓孩子的童年留下遺憾。而泉州這座城市也給他們帶來很多驚喜。“跟老家比起來，泉州更加開放和豐富。”他說，5歲的女兒正上幼兒園大班，班里經常組織去科技館、博物館參觀，女兒每次回來都很興奮。

　　出于同樣的原因，外賣員梁軍夫妻選擇帶孩子一起離開農村。梁軍今年34歲，在北京朝陽區送外賣，其愛人在一家商場做導購，他們7歲的兒子在北京上小學。為了照顧孫子，梁軍的父母也來到北京，在夫妻倆租住的小區做保潔——記者發現，代際之間的這種分工，成為不少“流動家庭”的選擇。

　　數據顯示，我國2020年流動兒童的人數為7109萬，占兒童人口的近四分之一。而20年前，這個數字只有1982萬。在西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復衛看來，這背后是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：“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，一系列新業態的興起為家庭式遷移提供了更好的經濟基礎。新一代城市建設者不僅追求自身的發展機會，更希望通過子女隨遷實現代際發展的延續。”

　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天玉觀察到，在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中，“留守兒童”的比例在降低，流動兒童的比重日益增加。此外，一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雖然無法將孩子帶在身邊，但會在寒暑假將其接到務工的城市，這些兒童也就介于“留守”與“流動”之間。

　　隨遷子女面臨新問題

　　雖然兒子就在身邊，但梁軍仍然覺得，給他的陪伴遠遠不夠。他告訴記者，北京的生活壓力不小，為了多賺錢，自己每天10點開工，晚上8點多回家，兒子已經睡眼蒙眬。此外，他和愛人每周末只休息半天左右，孩子仍然要交給父母帶。

　　對“流動家庭”來說，子女的教育問題也需要提前考慮。梁軍透露，在朝陽區，只需提供父母雙方的結婚證、居住證，以及繳納社保滿6個月的證明，外地戶籍的兒童便能上小學。然而，按照現行政策，非京籍孩子在中高考時將面臨一些限制。因此，梁軍對未來有一些擔憂：“兒子很喜歡北京，如果回老家讀中學，他可能不適應。”

　　教育、醫保、照料……網約車司機趙女士告訴記者，隨遷子女面前的“大石頭”著實不少。趙女士來自遼寧鞍山，和丈夫一起在北方某城市開網約車。他們的女兒今年9歲，在老家由外公外婆照看。夫妻倆很想讓女兒隨遷，可升學的“遠憂”和生活的“近憂”讓他們下不了決心：“孩子放學早，我們正在接單高峰，接送和輔導作業都是問題。”因此只能利用寒暑假把女兒接到身邊。

　　“與傳統農民工子女相比，當新就業群體子女開始成為‘流動兒童’，他們還面臨著一些由父母職業特性衍生出的新挑戰。”楊復衛舉例稱，這些勞動者的工作時間碎片化、不規律，無法持續、有效地履行監護職責，這就演變為一種更為隱蔽的“在場性缺席”；新就業群體與平臺之間法律關系模糊，導致其社會保險參保率普遍偏低，這種保障的脆弱性會直接傳導至子女身上，例如在流入地就醫面臨報銷程序復雜、比例偏低等難題。

　　多維度為“流動家庭”提供支持

　　受訪專家認為，為“流動家庭”創造穩定、可持續的發展環境，讓隨遷子女在城市找到自己的天空，不僅關乎小家的幸福，也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尺。

　　在公共服務層面，王天玉認為，要實現人口的自由流動，未來應進一步打破戶籍壁壘，推動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身份徹底脫鉤。此外，有關方面還應對流動家庭的情況做好宏觀監測和摸排，不斷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針對性。楊復衛表示，可建立“錢隨人走”的公共服務轉移支付機制，由中央財政根據各地實際吸納的流動兒童數量進行專項補助，緩解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。

　　從微觀舉措來說，楊復衛建議政府部門從多維度發力，讓“流動兒童”共享發展成果。例如，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，圍繞“流動兒童教育保障”開展立法工作；將“家庭友好度”等指標納入平臺企業信用評價體系或算法倫理審查范圍；推動社區開設托管班、共享廚房等普惠項目，構建“流動兒童”心理健康服務體系，為新業態家庭提供就近支持等。

　　在楊復衛看來，勞動者是平臺經濟蓬勃發展的基石。他建議企業將針對員工子女的大病保險、教育基金等支持措施，從可選擇性的福利提升為標準配置。

　　記者注意到，幫助“流動兒童”融入城市，已有一些平臺在行動。例如，美團在全國19個城市累計建立35個“美團袋鼠寶貝之家”，在課后和周末時間里，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子女提供社區融入、同伴交往、課業輔導、興趣課堂等各種教育支持服務。

　　“唯有政府、工會、社區、企業等主體同向而行，將保障‘流動兒童’權益作為社會治理的新發力點，把散落在各地各領域的幫扶措施進一步整合，使其系統化、制度化，方能讓隨遷子女更好融入城市。”王天玉說。